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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医改进行五年至今，最大成就是建立起了覆盖全民的社会医保体系，然而却没有达到让全社会满意的效果，医生工作负担过重，薪酬体制僵化，患者仍旧面临着看病难的问题，医患关系紧张并没有得到缓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朱恒鹏认为，医改进展缓慢的根源，在于供方和需方的改革未能同步，计划之手造成的资源错配。

朱恒鹏认为，新一轮医改进行五年至今，都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改革方向见诸文件，即便是作为过渡性举措的医生多点执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如果不废除医生的国有事业编制身份，不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优秀医生下沉到社区永远是一句空话，分级诊疗体制永远无从建立，看病难困境永远无从缓解。

政府每年都在大幅提高对医保基金的财政补贴，患者的自主就医选择度也比以前更加灵活，但是，大批的患者涌向三级医院，给医院、医生和患者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问题是医改多年，分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优质医生资源还没有下沉到基层。在朱恒鹏看来，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供方和需方的改革未能同步。在需方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整个医疗服务供方却依然僵化在公立主导下的行政化等级体制，这是迄今为止的医改成效大打折扣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90%的医疗服务市场仍然由公立医疗机构垄断，而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管办不分的行政化机构，远没有成为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拥有用人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的市场化服务主体；80%的医生依然是拥有事业编制身份的 国家干部 ，而非符合医疗行业职业特征的自由执业者。同时，患者事实上也未能获得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自主选择权。

在这个公立医疗机构垄断的市场中，私营诊所、非赢利性医疗机构以及民营医院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小。加上民营医院的信任度较低，公立医院也会利用垄断地位大规模扩张，从医疗资源到医学人才，再到患者，都被虹吸过来。

医改中也曾尝试过通过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保报销比例，通过强制性基层首诊制度吸引患者先去基层就医。但是，患者始终只会选择自己信任的优秀医生就医，而事业单位编制制度将医生牢牢禁锢于，使得优秀医生下沉就成了一句空话。

朱恒鹏说，医改进展缓慢与政府责任不无关系，我们再改革中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有助于政府甩包袱、减轻政府责任和负担，或者增加政府权力的改革，都很容易推进，需方改革既是如此。凡是需要削减政府权力，削减政府部门既得利益，或者增加政府责任的改革，总是步履维艰，供方改革严重滞后既源于此。所以，若要解决问题，就应该让行政应让位于市场， 思想再开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所谓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是将政府权力限制在有限范围内、让个人和社会的自由选择权起决定性作用；所谓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核心就是缩减政府权力，明晰并强化政府责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医改的大方向即是如此。

朱恒鹏看来，由于台湾医疗改革的经历与我们极为相似，台湾经验的值得借鉴。通过发展社会保险来替代兴办公立医院，使台湾医疗体制逐渐从此前的 政府兴办医疗机构直接提供服务 模式，转向了 政府筹资补需方，民营机构提供医疗服务 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台湾的医疗服务质量、宏微观医疗绩效以及患者满意度，均居世界前列，同时也显著减轻了政府负担。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台湾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基于其决策者对何种改革思路的选择，而是顺应了其大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方向。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