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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报酬取决于患者康复程度,合理吗?

发布时间:2014-08-08 20:16 类别:医学话题 标签:患者 医疗 质量 报酬医生 来源:环球医学

医生的工资薪酬到底应该由谁定?每做一次检查或手术都得到一定报酬合理吗?最近有人提出应该由患者定,由患者的康复程度而定,对此您怎么看?

目前,与医疗保障相关的提案在美国国内大都存在意见分歧,但有一项重要的医疗政策却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即改变医疗保障中医生的酬劳方式。现有的保障体系中,医生每做一次检查或手术,都会得到一定的报酬,而新提案提出,给医生的报酬应取决于医生能否更好地救治患者以及帮患者保持健康。

新提案指出,可采用多种方式为医生打分:例如医生是否对患者进行电子健康记录,以及医生是否在患者离开诊所后依然试图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等等。累计分数高的医生将会得到奖励,累计分数低的医生收入会相应减少。新提案的意思很明确:要么改进医疗效果,要么付出代价。

但医生对新提案并不太理会。在政府医疗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内科医生罗伯特 贝伦森7月指出,政府要求医生追踪医疗质量,但只有不到30%的医生提交了相关数据。参与人数如此之低,大家的态度显而易见。

约翰 麦卡锡在休斯敦的血液科进行医疗长达30年。他希望看到一个良好的、振奋人心的医疗体系的建立。 对医疗进行质量及数量计量,从某些方面看是好的,但大部分是不现实的。 每次患者就诊时,我们都会记录重要信息,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向政府做详细汇报。事实上,我90%患者的血压问题都是由其他医生负责的。但我现在也需要记录这些数据,即使它对我评估患者血液异常没有任何帮助。 2013年针对20000名医生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周要花费5~14小时处理文书工作的医生比例约为51%,而2012年只有23%。

约翰 麦卡锡还提到,某些对医疗进行的质量及数量计量,并没有考虑到患者的切身利益。例如,患者出示的报告显示某种血细胞计数低,现在由于质量计量,患者必须做骨髓检查。但约翰 麦卡锡及其他血液病专家认为现在做骨髓检查为时过早,并无必要。 骨髓检查不会危及生命,而且我还会因此而赚钱, 约翰 麦卡锡说, 但是,本需要做一次骨髓检查便可搞定的事,现在却需要做两次,这无疑增大了患者的痛苦。

约翰 麦卡锡并非反对所有的计量。他只是不敢确定政府是否能够正确使用计量方法来评价所有的医疗质量。但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 罗宾却对此更有信心。罗宾是一名医疗质量官员,负责管理休斯敦的一个医疗团队,团队中有来自不同领域的300多位医生。他对医疗质量计量具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在1990年就建立了电子数据表来记录他的患者对不同治疗方式的反应。目前,他同他的团队积极执行着政府的医疗质量追踪项目。

若你看见一位患者正在咳嗽或胃痛,你或许不会认为是慢性病的症状。但 质量计量 迫使我们做出进一步检查。 罗宾强调,作为一名医生,医疗质量是第一位的。但罗宾也指出医疗质量追踪如何做到准确是非常难的,因为一名患者可能会咨询多个医生。 那种旧有的医生每做一次检查或手术都会得到一定报酬的做法,必然会导致过度医疗,那种方法必须要抛弃。不过对医疗质量进行跟踪和量化的方法实在太过复杂,仍需要很多探索。

2009年,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称,逾9成医生认为付出与报酬不相符,4成想辞职。这项调查揭露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有调研表明,中国医生收入上是世界上最差的。近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医生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即使是与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不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是远远落后的。最后看看离我们最近的,香港的医生收入是内地的22倍,台湾是大陆的14倍。一些年轻医生在 残酷的现实 面前含泪放弃了自己多少年辛辛苦苦积累的医学知识,放弃了神圣的光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转行。

经过30年多的改革开放,中国医生早已摆脱了粗制滥造,是我国学习时间最长、投入最高、执业风险/要求最高的职业。然而,高贵职业、高投入、高难度却在待遇、地位上毫无体现:我国医生的待遇非旦不能与其它国家相提并论,即使在国内,也仅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接近,远低于公务员,也低于整天叫嚷工资低的教师。绝大多数医生都有 干白领的活,拿黑领的钱 的感觉。

可惜医生不是愚钝的牛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自然会奋力抗争。但在社会、体制下,医生在正面战场中屡屡溃败,可怜的诉求从未实现,也未受到过任何重视,战场从正面逐渐转入了地下。于是,今日的医患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虽然拼尽全力,使尽招数,放弃医德,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但与官场、商场一样,除了极少数处在 高端 的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医生并未体会到改革开放和国家进步的好处。客观上,我国医生多数处在无依无靠,毫无保障,毫无价值体现的 白衣民工 状态。

在医疗服务行业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调动医者的积极性,才能最终保证患者的利益。所以说,但新医改不能忽略医生的利益诉求,新医改损害了医生也就是损害了患者。如果为了加强医疗服务体系的社会公益性,而忽视了医疗行业的特点和从业者的利益,改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论证说,像医生律师这样以当事人信任为基础的职业,必须具有较高的物质收入和社会地位,以具备担当重责的能力和信誉。我们也坚信,只有医生的收入提高了,医生笑了、患者笑了、社会也就会更和谐了,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