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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验及审批政策发展

        1.临床试验数据核查

        一个新药的上市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都是在临床实验中，临床实验方案设计、临床实验数据的可靠性对于新药上市至关重要。

        2015年起，CFDA在国内医药行业掀起了临床试验数据核查“风暴”，严惩故意造假，允许规范补正，正式拉开了新药研发的改革序幕。此次核查中，超过七成的申报药物被撤回，也暴露出大部分国内药企研发投入意识薄弱，投入占比过低，临床实验开展能力不足。

        自此次核查“风暴”以来，临床实验标准也更加趋向于完善，药企更加将会注重临床试验的品质，本土CRO企业有望在这次改革后提高自身水平，国内药物研发生态圈会更加完善。

        2.化药1类新药的重新定义

        2016年3月4日，CFDA公布了《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下简称《方案》)，对新药定义更严格，也更强调临床价值;对仿制药，则注重与原研药质量的一致性。《方案》明确指出，新药申请，是指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的注册申请，分为1类和2类。

        1类：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指含有新的结构明确的、具有药理作用的化合物，且具有临床价值的药品。2类：境内外均未上市的改良型新药。指在已知活性成份的基础上，对其结构、剂型、处方工艺、给药途径、适应症等进行优化，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药品。

        相较于以前，1类新药的定义更加清晰，更加注重临床使用价值，原来简单改变剂型、结构的1类新药不复存在，曾经动辄几百个1类新药的研发怪象如今逐渐消失。

        同时2016年9月14日CFDA发布了《总局关于发布过度重复药品提示信息的公告》，发布282个过度重复品种(2012-2014年间上市品种中已获批准文号企业数>20家，且在销批准文号企业数>20家)，提示理性研发和申报，以此来规范药企研发的方向，避免某些领域药物过度重复导致产能过剩，提醒相关药品生产企业和研发机构，要充分了解市场供需状况，科学评估药品研发风险，慎重进行投资经营决策。

        3.境外新药无缝进入中国开展临床试验

        2017年，总局关于征求《关于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改革临床试验管理的相关政策》(征求意见稿)中表示“接受境外临床试验”。国外企业在境外获得临床数据若同样适用于中国人群，可申请免临床试验而直接提交上市申请，会显著提高国内外药企研发项目的推进，本土药企可以获得更长上市专利保护期。

        如今，引进海外研发项目已经是国内药企研发的普遍现象。相比于自主研发，从国外引进合作项目显得快捷，同时有助于本土药企提升国际化研发能力。2013年以来，中国引进在研药品项目数量大幅上升，很多国内1类新药就是在这样的合作中诞生的。如18年最新上市的两个药物，歌礼公司的丙肝药物戈诺卫。该化合物最初由InterMune和Array BioPharma联合开发，2006年授权给罗氏，2010年InterMune将丹诺瑞韦钠的全球开发权和商业化权利出售给罗氏，2013年，罗氏将中国的研发权授权给歌礼。正大天晴公司的肿瘤药物安罗替尼，也是由AdvenchenLaboratory和正大天晴合作开发的。

        2017年6月，CFDA正式加入ICH(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Harmonization，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和中国医药产业的认可，有利于中国医药行业在研发、监管等各方面与国际接轨。

        4.加快创新新药的审批

        2015-2017年，多项国家政策文件中提出，要加快创新药审评审批，以缩短审评审批流程。加快临床急需等创新药械上市步伐，一批新药优先获准上市。该政策因此也被誉为“建国以来医药行业的最重大政策”，其对于激发医药研发活力，提高我国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解决临床急需药品短缺难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对于本土药企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如恒瑞公司的乳腺癌药物“马来酸吡咯替尼”，因目前国内HER2+转移性乳腺癌靶向药物基本是一个空白，其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被总局药审中心纳入优先审评名单，从而获得了更长的专利盈利期。

        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国务院要求，国外已上市罕见病用药、严重危及生命的部分药品提交全部研究资料等即可直接申报国内上市，药监局需要分别在3个月和6个月内完成审评审批动作。

        目前国内研发现状

        1.本土研发药企的喜与忧

        这是新药研发最好的时代，也是新药研发最坏的时代。15年之后，CFDA公布了一系列新药政策，对于本土药企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CFDA在新药审批流程的加快，海外合作项目无缝连接，缩短临床申报上市时间，为本土药企提供了更长的专利盈利期。同时对本土药企大开绿灯，在上市申报审批和进入医保目录也更为宽松。

        同时，我国将对境外已上市的、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罕见病的药品，同时经研究确认不存在人种差异的，直接以境外试验数据申报上市，这也使药品上市时间将加快1-2年;2018年5月1日起，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进口肿瘤药物价格将会有所下降，本土药企价格上优势不再明显，对未进入医保目录的这些抗癌药，要抓紧推进医保准入谈判，如果进入医保后，将会极大压缩本土药企的空间。

        以贝达公司为例，作为中国新药政策最早的获益者，核心产品埃克替尼的前期研发投入不到3亿元，上市6年多，销售高达50亿元，这也让当时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跃成为了本土肺癌市场的领军者。

        当然，贝达公司再也很难通过专利上的漏洞复制出下一个埃克替尼的传奇，逐渐把注意力放在非小细胞肺癌的研发上。

        除了EGFR靶向药物之外，贝达公司对于ALK靶向药物同样是寄予了厚望。ALK 在NSCLC领域是目前成药靶点中仅次于EGFR，在中国也拥有众多ALK突变的NSCLC患者。

        因此贝达公司也耗费重金从Ensartinib收购来了二代ALK抑制剂爱沙替尼。贝达药业于2015年11月申报中国化药1.1类临床研究，2016年8月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短短两年时间就进入到了三期临床试验中。贝达搭了新药政策的顺风车，爱沙替尼才得以在这么快时间进入三期临床试验。贝达公司有望拥有本土第一家ALK靶向药物，加上之前埃克替尼积累的经验，在市场扩展和进入医保方面应该会更加得心应手，成为旗下下一个重磅炸弹药物。而且，爱沙替尼所面对的外部竞争压力也会更加小(进入时间快)，二代ALK抑制剂市场最为畅销的罗氏公司的艾乐替尼，在15年被FDA批准上市，目前还未在国内上市。

        EGFR抑制剂方面，虽然埃克替尼在进入医保后已经第二次降价，因竞争对手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专利仿制到来的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下滑危机。目前，EGFR抑制剂领域最有潜力莫过于针对于T790M突变的第三代EGFR抑制剂，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也是托中国新药政策的洪福，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CFDA的申报上市环节，比一般药物在中国上市提前了四五年时间。这也加剧国内三代EGFR抑制剂的竞争，留给本土药企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一旦奥希替尼再进入医保目录，那对于他们来说将是毁灭性打击。

        贝达的三代EGFR抑制剂进处于一期临床中，无法再复制之前的传奇，在EGFR抑制剂的统治力大不如从前。目前国内三代EGFR抑制剂最有希望的是艾森生物公司的艾维替尼，目前处于上市申请阶段，很快就要上市。

        2.热门靶点Fast “Follow on”能力要求的提升

        对于一个Me-too式药物来说，最好的盈利阶段就是原研药还未进入中国市场的空窗期。之前一是开发一个疗效比原研略差但是价格低很多的新药，中国市场反响非常不错，如贝达的埃克替尼;二是进口药物在中国审批周期长，原研药物在中国上市时间远远落后于国外，通过从国外引进产品，利用国内大量病人资源，快速完成临床研究，甚至有可能实现比原研更快上市而抢占市场先机。

        而这两年随着CFDA颁布了一系列对于进口癌症药物的优惠政策，价格上优势和相比于进口原研药更早获批的时间优势也慢慢被消除，这对本土药企在热门靶点“Follow on”能力有较强的要求。

        目前，国内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恒瑞、正大天晴、百济神州等。

        以百济神州为例，目前已经有3个产品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PD-1单抗、BTK抑制剂、PARP抑制剂。而第一个BTK抑制剂在2013年11月、PARP抑制剂在2014年12月被FDA批准上市，这也侧面反映了百济神州在新药研发的实力。

        百济神州在近几年的崛起也和公司发展的策略有关：一是注重研发上的投入，新药研发是一个耗时耗钱的巨大工程。作为一个初出茅庐、还没有盈利的公司，百济神州目前年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十亿人民币，和国内“研发一哥”恒瑞处于一个水平。二是对于临床试验团队的重视，两年的时间，百济神州的临床试验团队扩展了10倍，已经超过了500人。三是积极参与海外药企的合作，提高自身国际研发水准。百济神州通过转让在研产品的开发权，与美国医药巨头新基公司共同开发其PD-1抗体BGB-A317，获得了对方约2.63亿美元的预付款、1.5亿美金的股权投资、未来高达9.8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这种合作模式为百济神州找到了在无产品销售情况下最优的盈利模式。同时在新基公司的授权下，百济神州获得了在华独家销售注射用紫杉醇、来那度胺(肿瘤销售最高的药物)和注射用阿扎胞苷的权利。

        3.新药研发产业链能力的竞争

        传统的肿瘤药研发模式，受限于患者间的遗传因素、生物标志物等差异，导致了肿瘤药开发后期的高失败率。而以生物标志物驱动的药物研发模式，从大量肿瘤病人的基因组大数据出发，以生物标志物为导向，指导药物开发，提高了临床试验成功率。当然这也对患者大数据样本的收集、生物标志物筛选、生物模型搭建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在本土药企新药项目如雨后春笋冒出之后，有限的临床试验资源开始成为了药企必争之地，也是药企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研发的火热，直接延伸到产业链上承接临床业务的CRO(药品合同组织)。新药研发俨然是大势所趋，以及国家药监局对临床试验管理日趋规范，行业里的CRA(临床监察员)开始供不应求，工资也水涨船从之前的几千元涨到数万元，成为目前医药行业的香饽饽。

        研发模式上，由于研发链条分工愈来愈精细化，研发外包成为了药企研发的常态，这也对于CRO公司的要求更加严苛。

        市场推广方面，过去多年本土药物也主要以仿制药为主，销售团队在专业推广上往往以带金销售为主，国内对于创新药物销售玩法经验有所缺欠，适合操盘创新药销售的人才十分匮乏。

        总而言之，中国化药新药研发经历了建国时期的准备期、1985年至2000年的发展早期、2000年到2015年的蓬勃发展、2015到2025年的厚积薄发期四个发展阶段。尤其是历经2008年经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新药政策的颁布两个转折节点后，中国新药研发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

        这是新药研发最好的时代，同样也是最坏的时代。滚滚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新药研发将成为了本土药企竞争实力的试金石，中国新药研发的黄金十年也即将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药企，未来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