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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改这项世界难题，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解决办法是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方式等改革 。很明显，国家是要在制度约束下通过各方的博弈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其实中国的整个医疗体系更需要从意识形态上和道德上进行改革。

旧格局中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 对医改的态度也不同

政府推动医改的决心，我们毋庸置疑，老百姓对医改的期盼也是望眼欲穿，但在医疗机构内部，各级医院是各有各的打算。

公立三甲医院无疑是旧格局中的最大利益获得者：不仅有源源不断的患者在医院门口排着队求送钱，而且其还可利用信息不对称过度治疗多度检查夺取财富，患者还不能讨价还价。除此之外，与制药商和器械商的灰色交易链也让大家受益非浅。更为恐怖的是，这些人还掌握着话语权。因此，公立三甲医院是医改的最大阻碍者。

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在实行 药品零差率、收支两条线 后，大家都在艰难度日。因为基层不仅医疗资源少，而且病人也少，只能做低端检查治疗，收入有限。以往还能从卖药中赚的少许生活费，但在药品零差率后，卖药收入被切断之后，收入就更加捉襟见肘了。现在虽然在强调 首诊在社区 ，但无法强制病人这样做。他们希望在医改中改善生存环境。

高端民营医院，是否医改则影响不大。因为其医疗资源质量高，收费也高，挣的是高收入人群的钱；普通民营医院也大都靠药品加成挣钱，取消加成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

毫无疑问，参与医改的各方都希望在改革中受益，利益受损时自然就成了阻力。因此，医改就是要帮着大家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除外利益博弈 还需意识形态引导

中国的众多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本身有没有它的灵魂、没有它的内在价值观、在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假如改革在属性上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没有其不同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那么无论已经改革了多少年，这样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对于旧的医疗体制，其内在灵魂的和价值观就是创收、医院医生利益的最大化，完全无视患者的利益，加剧了社会的不满，瓦解了社会的道德秩序，怨恨积累，造成医患互不信任，导致中国走向危机。

所以，医疗的未来，不能靠说旧意识形态的一套，做不同于旧意识形态的另一套；只能靠说的是正确的一套，做的也是正确的同一套。至于正确的一套是什么，国人心中已有答案！

意识形态的引导，应该列入医改方案，虽然慢一些，却能让改革的获益最大化和持久化。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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