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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急性肾损伤不再认为是微循环疾病，而是肾脏微循环炎性肾小管损伤性疾病。这些崭新的理念对诊断和治疗影响深远。

 脓毒症急性肾损伤 (AKI )是一种急性功能障碍和器官损害综合征，根据急性肾损伤对潜在的器官储备的影响程度有可能长期预后不良。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于纠正功能障碍而且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损伤持续时间和肾脏的潜在储备可能会妨碍肾功能恢复。因此，脓毒症AKI是临床诊断，基于特定的具体情况，该定义尚不完美，氮质血症和少尿仍是诊断的关键标准。本文就脓毒症AKI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防治的最新进展和关键内容进行综述，目的在于提高临床医生对这种越来越常见的危重病综合征的理解和警惕。

 脓毒症AKI的定义及诊断

 RIFLE(Risk、Injury、Failure、Loss、End-stage renal disease )标准是由急性透析质量倡议组提出的。最近，改善肾脏疾病全球预后工作组针对所有关键标准出版了统一版本(表1)，代表全球共识。同样，新的脓毒症定义全球共识也发布了，并可能用于流行病学和临床工作。理论上，脓毒症AKI(或脓毒症相关性AKI、脓毒症并AKI)应当是Sepsis-3和KDIGO标准都符合为特点的综合征。虽然还离不开临床判断，但同时更现代的基于新肾损伤生物标志物的快速临床诊断模式正在形成(表2)。因此，未来AKI定义会很快包含这些生物标志物。抛开定义，了解肾功能的基础状态仍然重要，是KDIGO诊断标准应用所要求的。遗憾的是，有可能没有基础肌酐值，怀疑脓毒症AKI又不知道肾功能基础状态的有可能是脓毒症伴慢性肾脏病(CKD)、脓毒症AKI，或者两者都有。辅助实验以及检查表可能有助于做出正确诊断。然而，对于没有慢性肾脏病(CKD)史的患者，在基础信息缺失情况下，可以用肾脏病膳食改良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GFR)(表2)。最后，尽管尿液分析和尿生物标志物临床应用有限，但是尿量不但对诊断而且对风险预测都还很重要。然而，尿量和肌酐的不足正逐渐被新AKI生物标志物所弥补。

 新生物标志物

 最近十年一些新生物标志物已被验证能发现肾脏 应激 和/或 损害 ，并能预测AKI的发生。也可用于脓毒症AKI。为了早期实施有效防治，人们对能够实现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有着强烈的兴趣。生物标志物能够提供更多的AKI病理生理情况，是功能性检查的补充。生物标志物也可能在明显功能性改变之前就提示肾脏应激或损害(临床前期AKI)，甚至在还没有功能性改变之前(亚临床AKI)。在其他情况下，低水平的生物标志物有助于生理性少尿的诊断，与病理性少尿正相反。它们在包括脓毒症AKI的各种肾综合征中的作用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科研领域。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是研究最广泛的肾脏生物标志。肾脏组织暴露于肾毒性或炎症应激时NGAL上调，也可由活化粒细胞以特定的分子形式释放，其来源于肾脏(单体)和中性粒细胞(双聚体)。遗憾的是，市面上的检验只能测定不同分子形式混杂后的结果，使得其特异性、可重复性和诊断精度都不佳，以致NGAL作为AKI生物标志物的作用不确切。一项重症患者 2000例的综合分析中，1/5患者NGAL阳性但血浆肌酐不高(亚临床AKI或者假阳性)。然而，这些患者随后肾脏替代治疗(RRT)、住ICU和住院时间更长以及死亡的风险更高。在急诊患者中观察到相同的结果支持存在亚临床损害状态，这与肾脏预后不良有关，而且只能用新生物标志物来发现。作为AKI生物标志物已经开展研究的还有其他分子物质。其中，肾损伤分子(KIM-1)与NGAL很像但还没有ICU脓毒症患者的大规模队列研究。细胞应激情况下细胞周期阻滞可能具有保护作用。最近发现细胞周期阻滞启动所涉及的两个主要调节蛋白对AKI有作用：组织金属蛋白抑制剂-2(TIM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2013年，一项纳入大量脓毒症AKI重症患者的国际前瞻性观察研究发现[TIMP-2] [IGFBP-7]预测KDIGO AKI2、3期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0。这些明显优于之前提到的生物标志物。再者，肾小管细胞可能处于细胞周期阻滞(尿中细胞周期阻滞标志物指示)从而降低能量消耗并自我保护。该现象可能导致球管反馈机制激活，引起GFR降低从而超滤下降。但就像其他理论概念一样仍需谨慎。这些生物标志物将来有可能改变AKI定义，有助于更好的掌握、诊断、预防和治疗脓毒症AKI(图.1)。还有一些肾功能评估方法也已被认可。这些方法包括速尿应激试验、蛋白负荷反应评价和实时GFR测定的应用。这些方法的精确性和稳健性都还没有大规模多中心研究验证，实际还是研究阶段。然而，关于能使脓毒症AKI早期治疗效果更好成功率更高的生物标志物数值的知识，目前还没有循证证据。因此，当前流行病学资料与传统诊断标准仍密切相关。

 脓毒症AKI的流行病

 一些队列研究描述了AKI患者脓毒症的发生率。多国肾脏支持治疗启动与终止项目(BEST肾脏研究)的患者队列中几乎有一半是脓毒症。脓毒症AKI住院患者死亡风险较高。最近，一个国际联盟确认了这些发现。Angus等对美国7个州的192,980例诊断编码为脓毒症的患者进行检查。有22%患者发生AKI，相关病死率为38.2%。危重患者脓毒症发病状况(SOAP)队列研究在欧洲198家ICU招募患者。在3147例患者中，37%是脓毒症。51%发生AKI，相关的ICU病死率为41%。FINNAKI研究纳入芬兰17家ICU连续收治的重症患者2901例。918例脓毒症患者53%达到了KDIGO的AKI诊断标准。最近的血管加压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初治脓毒症休克对比(VANISH)试验中，AKI占了大约45%，所有患者中发生AKI需要RRT治疗的患者是30%。

 一般来说AKI可能也有基因易感性，尤其是脓毒症AKI。细胞因子调控基因多态性已知与脓毒症相关，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活性多态性已知与AKI风险相关。最近，一项AKI患者(脓毒症AKI)全基因组相关性研究发现固有免疫中一种转录因子的调控作用基因(位于4号染色体)的多态性与更高的AKI风险相关。相似的，另一个转化生长因子 的调控作用基因(位于22号染色体)也与更高的风险相关。

 然而，近些年脓毒症重症患者以及需要RRT治疗的AKI患者的预后已有所改善。尚不清楚预后的改善反映的是病死率真正下降还是诊断更敏感或是开始RRT治疗的指征更灵活。此外，普通病房脓毒症患者AKI情况知之甚少。脓毒症3.0定义的到来将促进对脓毒症AKI的特征和预后进行重新评价。不过，该评价逻辑上必须是基于对病理生理的认识。

 病理生理理论

 我们对脓毒症AKI发病机制的认识还很有限，不过清楚的是脓毒症AKI明显有别于缺血性AKI，无论实验还是临床。显著妨碍的是不能监测肾脏血流(RBF)、微循环血流、皮质和髓质灌注及氧合、肾小管功能。所以，脓毒症AKI动物模型已能熟练制备并可以完成那些不能在人体进行的有创测量。在脓毒症AKI实验研究早期，注射内毒素后全身血流下降。这些基于内毒素的试验，与全身循环低动力有关，让人认为在人体脓毒症AKI一定是由于肾脏血管收缩和缺血所致。最近的高动力循环状态脓毒症研究已证实肾脏循环与脓毒症全身血管舒张一致，也是舒张的。因此，这种模型中，脓毒症AKI是在肾脏血流(RBF)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项包含了160项动物模型原创论文的研究中，如果报告中模型心输出量高，肾脏血流要么不变要么升高。尽管整个肾脏充血，但还是迅速(几小时)出现少尿发生AKI，而且很明显。这一现象中肾脏血流(RBF)与肾小球滤过率(GFR)背离，这尚需阐明。肾内血流动力学变化(微血管)理论上有可能解释它。如，通过改变入球和出球小动脉之间的关系肾小球滤过率有可能降低，出球小动脉扩张大于入球小动脉可导致肾小球滤过压丧失。这种理论能够解释脓毒症AKI的灌注和功能相背离(这一现象人体也存在)，不过还没有实证检验。鉴于此，肾脏微循环可能是决定功能、损伤和恢复的关键，因为其处于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的交界面上。机体多数血管器官，功能正常和功能障碍之根本似乎逻辑上都应当是血管。

 尽管肾脏血流增加，还是可能会发生缺血。一种得到最新实验证据支持的观点认为：在脓毒症AKI，血流由肾髓质向肾皮质重新分配并伴有一定程度的髓质脱氧。这种局部血流重新分配的变化意味着肾内分流通路开放。

 脓毒症时肾小管的系统性信息同样有限，如上述肾小球滤过可能下降。肾小管损伤的病理生理理论认为含毒素血液的超滤是肾小管应激继而损害的引发机制。根据这样的理论，脓毒症时，血中富含的中小分子物质(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补体片段，其他类似物)在超滤液中浓集并作用于肾小管腔表面对肾小管细胞产生毒性作用。不止一个实验观察支持这种 AKI炎症理论 。例如，脂多糖这样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与肾小管细胞上的Toll样受体(TLR)相互作用，实验研究已表明给予TLR拮抗剂可以减轻脓毒症AKI。还有，肾脏内皮细胞和肾小管细胞都表达细胞因子受体并释放促炎分子使得T细胞在肾脏募集，而且脓毒症患者的血液在体外可导致肾小管细胞凋亡。因此，肾脏对炎症的一种反应可能是通过细胞器自身消化(自噬)、线粒体消化及功能障碍(线粒体自噬)直接降低能量消耗，而且细胞极性消失。炎症反应如此复杂，以致包括组蛋白、微粒和微小RNA的释放在内的许多炎症事件对肾功能的影响还是未知的。

 然而，上述许多理论是基于动物脓毒症模型，并没有完全阐明肾脏组织发生的微小解剖结构改变。

 动物模型与组织病理学

 多数早期脓毒症AKI活体模型没能复制出典型的人体高动力状态。再者，肾脏缺血模型与脓毒症AKI病理生理无关。然而，绵羊有着和人相似的脓毒症心血管反应，被广泛用于脓毒症AKI研究，用的是活的革兰阴性菌注射，这克服了内毒素模型的缺陷。而细菌、菌株、菌量及注射速度的选择能够改变脓毒症反应，很难标准化。盲肠结扎穿刺(CLP)、肠缺血、腹内注入粪便可以诱导混合菌腹腔脓毒症。诱导脓毒症的这些方法相对简单，但细菌释放的量和种类不一样脓毒症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不一定都引起AKI。当解读这些来自模型的数据时，包括肾脏组织病理，临床医生要知道这些影响因素。

 肾脏结构损害被认为可导致脓毒症AKI肾功能障碍。尤其是，急性肾小管坏死(ATN)被认为能解释这种功能障碍。然而，人类脓毒症AKI尸检研究中ATN不多见。类似的，ATN在脓毒症AKI试验中不常见。再者，ATN可能是个没有用的定义，因为其缺乏明确的定义，非定量，不能解释脓毒症的功能改变。鉴于此，已有些研究对脓毒症和非脓毒症肾脏组织尸检的组织学进行了对比。脓毒症肾脏微小的肾小管损害、白细胞浸润和凋亡更多见。这些改变仅仅是局灶性的，大多肾单位表现正常，而且肾功能障碍指标预测肾脏组织学改变的能力很差。因此，就像肾脏血流(RBF)，组织学上表现和功能相背离。对肾功能损害程度不同、肾脏病发生前、不同治疗方案、接触肾毒性物质和疾病严重程度不同的死亡患者进行组织采样的方法前景模糊。

 最近，一项脓毒症AKI绵羊对照实验同时监测肾功能和肾脏血流，在48小时内连续进行肾脏活检，实施系统性组织学评价。在严重脓毒症AKI，监测的肾脏血流和肾脏氧耗不变，而只在电子显微镜有微小的局灶性肾小球系膜扩张的组织学异常。因此，脓毒症AKI的肾功能和结构相分离，而且脓毒症肾功能的早期改变似乎主要表现为功能性而不是结构性病变。如果脓毒症AKI早期(24-48小时内)表现为微血管和肾小管的功能性改变，那么极其重要的就是早期干预和预防其进展。

 预防

 预防AKI发生的理由是充分的。预防首先是识别风高风险患者。这类信息是制定防治计划的关键(图.2)。最近证据集中在临床风险预测，新肾脏损害生物标志物，医疗电子记录内置的自动电子警告，以及肾绞痛指数(RAI)。再者，可为成人重症患者创建合适的风险识别工具，整合已知易感因素(如：年龄、2型糖尿病、心衰、慢性肾脏病、肝病、恶性肿瘤)以及其他潜在可变因素(如：尿量、液体平衡)。这类工具可以整合在ICU床旁决策支持系统中。风险识别工具可以和新肾损害尿生物标志物联合使用。最近的数据认为当尿TIMP2 IGFBP-7(尿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联合一种9项参数临床模型可以显著改善风险预测。

 迄今，采用AKI自动报警未能显示出持续改善治疗过程和预后。然而，在ICU，发出AKI自动报警的患者中，给予了更多干预(如：利尿剂，液体，升压药)，开始干预的时间缩短，而且肾功能恢复到基线的比例更高。对高风险患者应当适当调整、停止或者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包括不必要的造影剂使用。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办法，有用的预防治疗只有有限的几种。

 抗生素和感染源控制

 早期充分的抗生素治疗连同感染源控制已知与AKI风险更低有关。充分抗生素治疗每延迟1小时，AKI的风险增加大约40%。还有，抗生素治疗越早24小时内肾功能恢复的可能性越高。最后，针对免疫调节和微循环功能的实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希望的新治疗方法。然而，还没有一个在有力的临床试验中被验证。

 血流动力学优化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没有显示出有利于降低AKI、RRT治疗或肾脏恢复。ProMISe、ProCESS、和ARISE研究证明EGDT对病死率或者改善肾脏预后没有作用。然而，一项多中心研究的事后分析认为，轻度AKI患者中，脓毒症休克血流动力学支持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加上低剂量血管加压素降低了AKI恶化、降低行RRT治疗的可能性而且降低病死率。最近，VANISH研究中，409例脓毒症患者按起始升压药随机分为血管加压素或去甲肾上腺素组，没有发现AKI 3期的比例或者非肾损伤天数存在显著差异。非诺多泮，选择性多巴胺-1受体激动剂，在一项300例脓毒症重症患者随机研究中，发现可以减少肌酐大于150 mol/l的患者例数;但这种作用没有进而降低病死率。

 液体

 传统教学认为积极的液体治疗是脓毒症和AKI治疗成功的关键。然而，如上述，脓毒症AKI可能不具备低灌注特性。因此，积极的液体治疗生理上不合逻辑且无效;可能导致肾脏(被膜器官)水肿，水肿可能导致充血和缺血(图.3)。

 快速补液治疗(FBT)，加之少尿型AKI，有可能导致脓毒症患者液体积聚。液体积聚与不良预后有关而且增加病死率，该观点来自脓毒症患者输注血管加压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对比研究和液体与导管治疗研究，还有在改善急性肾脏疾病照护计划中，在包括脓毒症AKI在内的各类患者人群中持续和广泛的数据证明是有害的。相反，重症监护室脓毒症休克保守与开放液体治疗策略(CLASSIC)初步研究证明在脓毒症休克患者限制复苏液量不但可行而且有可能改善肾脏预后。CLASSIC(评价更严格地限制性液体治疗的初步研究)研究中，接受标准治疗的患者AKI加重的可能性更大(限制性治疗比标准治疗为37%比54%，P=0.03)。其他一些最近的研究显示快速补液治疗(FBT)对肾功能或者尿量的改善无效。

 液体种类

 由于有证据观测到氯负荷与AKI和病死率增加有关，新观点倾向于选用平衡盐液。然而，最近一项多中心整群随机交叉双盲随机对照研究(RCT)证明在不加区别的重症患者或者脓毒症患者(n=84)的亚组分析中没有这种毒性作。然而，在这样的研究中，给予试验用液体的量有限，导致评价效果存在问题。一项前瞻性、开放标签、集群随机、多重交叉研究中，在一家内科ICU比较生理盐水和平衡晶体液的应用，随机分组后每月提示更换液体种类，在第30天，肾脏主要不良事件发生率两组没有差别。但是，对260例脓毒症患者进行分析，平衡液导致总体不良预后的风险显著下降(比值比0.56)。这些结果变异可能与外源性氯的暴露剂量有关。

 同时4%白蛋白对肾脏没有损伤，人工胶体已被证明具有肾毒性。羟乙基淀粉和明胶溶液已知增加脓毒症患者AKI风险而且增加脓毒症AKI患者死亡风险。鉴于和晶体液相比没有生存优势、使用有风险、在肾小管细胞累积(图.3)、费用高，所以人工胶体在脓毒症AKI的治疗中难以见到作用。相反，在脓毒症AKI患者中，另一项关键治疗，常常联合液体治疗的是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这在生理上更合理。

 血管活性药物

 脓毒症引起AKI的患者，血管活性药物仍然是纠正低血压的基石并且能够恢复足够的器官灌注压。最常用的血管活性药物是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血管加压素、多巴胺和苯肾上腺素。然而，来自临床和试验研究的新证据认为血管紧张素II在脓毒症休克可能同样有效。对于脓毒症AKI，并不清楚一种升压药是否比另一种能更好的保护肾脏。不过，去甲肾上腺素能恢复血压并暂时改善肾功能，比应用 受体剂量的多巴胺副作用少些。

 然而,最近的研究认为发展为脓毒症AKI之前组织缺血缺氧发生在髓质而不是皮质。有这样的实验模型，去甲肾上腺素随着血压恢复进而加重了髓质缺血缺氧的程度(图.4)。肾内发生的这些变化独立于整体肾脏血流和氧输送的变化，说明去甲肾上腺素有益于全身循环和暂时增加肾功能，但也可能加重髓质缺氧造成长期损伤。这些结果说明为了找到维持髓质氧合的最佳方案需要针对不同升压药物联合液体治疗或单独应用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将来对脓毒症AKI肾脏微循环的研究需要确定髓质灌注下降以及之后导致髓质缺氧作用的原因。此时，去甲肾上腺素造成髓质灌注改变是否具有临床影响和后果尚不清楚。然而，不仅是去甲肾上腺素，明确血管活性药物是否具有能够保护或甚至改善肾脏局部氧合并可能修正脓毒症AKI易于出现的分流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重要的不但是血管活性药物种类而且还有平均动脉压目标。鉴于此，以更大量的去甲肾上腺素提高平均动脉压至80mmHg水平之上好像对发病前高血压病史患者的肾功能有潜在益处。如果这些血流动力学方法无效，临床医生之后面对的是要考虑RRT治疗。

 肾脏替代治疗

 部分脓毒症患者由于严重AKI最终需要RRT治疗。然而,很少有RCTs研究是只针对脓毒症患者RRT治疗的(除外免疫调节相关报道)(表3)。但，脓毒症AKI患者RRT治疗的关键问题是时机、剂量和模式。评估RRT治疗时机时，应当考虑到脓毒症和AKI的分期。脓毒症和AKI病程早期开始RRT治疗，限制液体过负荷、避免器官损伤以及清除炎性介质能够改善预后。然而,患者可能面临抗生素剂量不充分和体外循环的副作用。一项严重脓毒症非少尿患者的RCT研究中，平均基线肌酐水平大约为190 mol/l(相当于KDIGO AKI 2期)，发现早期RRT治疗加重了器官衰竭。

 相反，一项主要是手术患者的单中心RCT研究中发现早期RRT治疗改善生存率。大约80%是脓毒症患者的一项RCT研究发现早期和延迟RRT治疗生存率没有差异。这些研究结果差异在于设计、研究人群和RRT治疗模式的不同。针对RRT时间的两项规模相当大的RCT研究正在进行中，一个是脓毒症患者(IDEAL-ICU,NCT01682590)，一个是脓毒症和非脓毒症ICU患者都有(STARRT-AKI,NCT02568722)。

 一旦决定开始RRT治疗，连续性RRT模式最常用，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的推荐模式。然而,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模式的选择能影响患者预后。在RENAL和ATN研究对脓毒症患者的亚组分析中同样发现不同治疗强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以后针对高容量血液滤过的研究也没能显示出有益(表3)。因此，推荐交付剂量20 25ml/kg/h。在RENAL的亚组研究中,不管CRRT剂量是多少，CRRT治疗的1/4患者抗生素血药浓度不达标，突显出需要调整处方并在行RRT治疗期间监测抗生素血药浓度。一旦脓毒症患者进展为严重AKI并开始RRT治疗，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预后和恢复。

 研究的临床意义

 上述这些研究的价值在于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些知识供参考，在有些情况下可用于脓毒症AKI或其高风险患者，或者调整后再采用。这些研究表明早期目标导向治疗无益于肾功能，积极快速补液在液体正平衡情况下不利于肾功能且可能有害，人工胶体对肾脏有损伤，但SAFE研究没有显示4%白蛋白有害，在ALBIOS研究中20%白蛋白同样是安全的。平衡盐溶液可能比生理盐水更安全。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更高的血压可能会保护肾功能，相比单用去甲肾上腺素加用血管加压素来达到血压目标可能会改善肾功能。再者,RRT治疗强度20 25ml/kg/h溶质清除率是目前的标准实践。然而，RRT治疗开始和停止的最佳时机尚不清楚。

 关于碱性磷酸酶炎症时保护肾脏的潜在价值正在进行II期临床试验，关于血管紧张素II在脓毒症用作升压药的潜在价值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而且回答RRT治疗时机问题的研究(STARRT-AKI,NCT02568722)将可能提供更多1级水平的信息帮助临床医师决策。

 脓毒症AKI的预后

 和其他AKI病因相比，脓毒症AKI的预后可能是独特的。在多数报告中，其短期病死率较高。BEST肾脏研究亚组分析中，脓毒症AKI院内死亡的几率比非脓毒症AKI高50%。显然，脓毒症和非脓毒症AKI间预后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受到非脓毒症组构成比的影响，且其一部分疾病预后是较差的(比如心源性休克)。另外，脓毒症AKI与病死率相关的混杂因素的作用需要弄清楚，因为所有研究报告的疾病严重程度一开始都很高而且这类患者中常常更加需要RRT治疗。

 相反，对于那些存活出院的患者，相比其他病因的AKI，脓毒症AKI与改善肾功能的恢复相关。BEST肾脏研究中存在较低的血肌酐与RRT治疗依赖的趋势(9vs.14%,P=0.052)。显然，许多其他因素对肾功能恢复有可能起作用，如RRT治疗模式、时机、将来的肾毒性和缺血损伤。肾脏恢复受到疾病之前状态的影响也很大，正如法国一项多中心观察研究所揭示的，研究认为存活出院的糖尿病脓毒症AKI患者可能更需要长期RRT治疗而且血肌酐水平更高。然而，无论短期恢复情况如何，哪怕是只罹患一次AKI，之后发展为CKD甚至是发展为终末期肾病的风险就更高 。

 结论

 重症患者中，AKI是脓毒症的常见并发症，而且脓毒症是导致AKI最常见原因。脓毒症和AKI的诊断标准目前都有共识，且可用来明确定义流行病学。然而，AKI新生物标志物的进展可能不久就会导致脓毒症AKI定义的修订。无论其病因是什么，对其病理生理的认识仍然有限，而且主要是来于动物模型。这类动物模型的研究认为，至少在最初24-48小时，脓毒症AKI可能是AKI的一种独特类型，伴有肾脏血流增加、肾内分流和有限的组织学改变。目前预防和治疗脓毒症AKI的能力有限，部分原因是认识有限。鉴于此，靠积极补液的治疗可能是不当的而且可能有害。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是恰当的，但血压目标可能要取决于病前的血压。如果肾保护无效，就必需行RRT治疗，而其最佳的时机和模式尚不清楚。相反，目前RRT治疗剂量是比较确凿的，这基于两项大规模研究。如果患者出现脓毒症还存活了下来，大多数能够恢复，但是对肾脏修复或不能修复背后的机制了解的还很少，以后发展为CKD和终末期肾病的风险比较高。最后，正如最近的综述所言，研究议程庞大，而且所有临床医生应当集中致力于改善预后的领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