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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国内功能性胃肠病的流行病学变迁

发布时间:2014-07-16 18:19 类别:医学前沿资讯 标签:患病 研究 流行病学 调查 肠易激综合征 罗马标准 功能性胃肠病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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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胃肠功能和动力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方秀才


方秀才教授:总体看,肠易激综合征(IBS)在我国的患病率似有升高趋势,有必要系统研究影响患病的危险因素,积极防治功能性胃肠病(FGID)。我国亦亟需规范化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我国IBS流行病学研究现状


在“罗马Ⅲ:功能性胃肠病”分类中,成人功能性胃肠病(FGID)包括6大类28种,其中以功能性消化不良(FD)、功能性便秘(FC)和肠易激综合征(IBS)为常见。相对而言,我国有关IBS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较多。


早在1996年,北京协和医院潘国宗教授主持了北京地区的一项随机分层抽样的调查,发现北京地区普通人群中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病率为12.2%,IBS患病率为0.8%,功能性便秘患病率为6.3%。从当时资料看,IBS患病率相对较低。


在随后近20年期间,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IBS流行病学研究工作。北京协和医院李晓青等近期对国内中文期刊2000年1月-2012年6月期间发表的有关IBS流行病学调查的文献进行分析,共检索文献43篇,IBS流行病学研究覆盖了18个省(市)(图1),总调查人数108336人,多数研究是针对普通人群,并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使用罗马诊断标准。分析发现,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IBS患病率差异较大,如北方地区普通人群为0.8%,在南方地区则为4.9%~5.2%;中小学生中高达15%。患病率差异可能还与研究者采用的诊断标准有所不同、调查方式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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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我国肠易激综合征流行病学调查覆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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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注意到,部分研究在抽样、诊断标准和资料分析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提示我们在今后研究中应避免此类问题,提高FGID流行病学研究质量。


我国IBS流行病学变化趋势


2007-2008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牵头在全国进行的一项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共调查了16091名普通人群,发现IBS的总患病率为4.6%(图2)。该研究在北京地区检出的IBS患病率比1996年的研究报告高(3.2%比0.8%),而广州地区IBS患病率较此前的研究报告低(2.5%比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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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一项多中心研究检出的普通人群IBS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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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调查的人群不同,我们无法据此判定IBS在这两个地区的流行趋势变化。


北京协和医院对潘国宗等在1996年调查的普通人群在12年后进行了随访,随访率为47.8%,IBS患病率为3.78%,表明北京地区普通人群IBS患病率有上升趋势。


我国的流行病学调查还主要研究了与IBS患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心理因素、饮食因素、性别、年龄、胃肠道感染史、职业、服药史、文化程度、饮酒、城乡区域、遗传家族史、性格、睡眠、运动状况等等。潘国宗等早年的研究发现,痢疾史在IBS主要危险因素中风险比最高,他们随后对感染性腹泻患者在1~2年后进行的随访研究发现,急性肠道感染时间延长明显增加了功能性肠病(FBD)和IBS的发生率,FBD患病率为22.4%,IBS患病率为10.2%,对照人群FBD患病率为7.4%,IBS患病率为0.8%。在已有流行病学资料的基础上,前瞻性地研究影响IBS的发病因素,对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针对中小学生的调查均显示,儿童和青少年IBS患病较高(11.7%~23.4%),而相当比例的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FGID可延续至成人。这为我国FGID的防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FGID东西方差异


在世界范围内,IBS流行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普遍认为东方人的FGID发病率较低(图3)。导致各国患病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诊断标准、抽样人群、调查方法和人文环境,尤其是人种和文化的差异,后者包括遗传基因、文化、饮食习惯、环境、医疗体系和医患关系等等。研究显示,人文因素对患病率的影响包括排便习惯(如腹泻、便秘判断标准不同)、类似症状的区分(如腹胀、腹部膨胀和腹部不适的区别)、对同一种现象的解释(如IBS患病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我国学者参与的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显示,中国IBS患者以腹泻症状居多,便秘者较少。文化差异如何影响IBS发病、症状发展和转归,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3  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IBS患病率比较(注:IBS的Manning诊断标准为:①排便后腹痛减轻;②腹痛时伴大便次数增多;③腹痛发作时排溏稀便;④明显腹胀)


功能性胃肠病罗马专家委员会正在积极组织修订罗马标准,修订后的罗马Ⅳ标准预计在2016年颁布。在罗马Ⅳ标准中,增加了“多元文化与FGID”一章,旨在激发全球范围内对人文与FGID研究兴趣,探究文化、人种和种族对FGID研究和临床工作的影响、提升有关多元文化的临床和研究能力、增强国际合作研究并提高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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